如今，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同时与非洲猪瘟 (ASF) 疫情在全球肆虐。两种瘟疫都被证明是对生猪养殖业的挑战。
集约化的生猪生产是成本高效的生产系统典例：一个具有高度专业化环节的效率优先的养殖产业链。它覆盖育种、药物、饲料公司、生猪生产商、运输公司、屠宰场、加工商和零售商。
多年来，通过品种选育、优化饲养和改进农场管理实践，生产商降低了生产每公斤猪肉的投入，而工业化的屠宰场和加工商也优化了他们的流程。
尽管劳动力成本很高，欧洲仍以高效率为优势保持其作为猪肉和猪肉制品最大出口地区的地位，并且具有价格的竞争力。然而，集约化生猪养殖这种模式已经被大家质疑。
当前的双重瘟疫的流行揭示了集约化生猪养殖不仅是是消费者想象中的问题，这种风险也是系统固有的。这些近来的流行病，正如过去其他超出预期的事件，暴露了集约化生猪养殖系统的与生俱来的脆弱性。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国际市场上的生猪价格并不稳定，虽然通过全球供求可能会抵消局部灾害带来的影响。2020年，非洲猪瘟对猪肉价格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有病例的欧洲国家，由于对中国等欧洲以外国家实施出口禁令，猪肉价格迅速下跌。而后，中国的非洲猪瘟疫情导致世界市场猪肉短缺，从而使世界其他地区的猪肉价格上涨。这可能刺激农民为更多的母猪受精或新建更多更大的养殖场。在授精和屠宰之间有9- 10个月的时间，所以生猪养殖业不能迅速适应这种不断增加或减少的需求，这在新冠疫情期间变得更加突出。随着餐馆的关闭和集体活动的禁令，猪肉需求下降。此外，大型屠宰加工厂（主要在欧美）因新冠疫情的爆发而不得不关闭，加上实行隔离措施导致的劳动力短缺所带来的屠宰能力短缺。因此，并不是所有的猪都能如期如约被带到屠宰场。这导致库存积压、产量减少，甚至最终不得不去供给，例如对农场的猪实行安乐死。 在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在屠宰场和肉类加工企业也发生了新冠疫情。这提高了人们对欧洲各地肉类加工工人恶劣工作条件的认识，尤其是因为该行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移民和跨境工人，而在新冠疫情期间，关闭的边境也造成了劳动力短缺。与美国相比，欧洲屠宰场的疫情大多数都较轻。在针对疫情的限制措施逐步解除后，猪肉价格再次上涨。然而，在这之后人们知道了该行业对充足屠宰工人的依赖。集约化养殖业的高放养密度使生物安全成为一个关键因素。与散养化系统相比，生物安全措施更容易在集约化环境下实施。因此，在集约化养殖系统中，感染非洲猪瘟等疾病的风险可能较低，这可以从家庭农场和小规模猪场中较高的非洲猪瘟暴发流行率看出。虽然现代集约化养猪场注重严格的生物安全，但如果生物安全措施失败，高人口密度将极大地增加疾病迅速传播的风险。生物安全措施可以减少非洲猪瘟等疾病的影响，不过有些本土疾病在猪密度高的地区无法预防，只能通过接种疫苗或去库存和更换种群来控制。生猪养殖也被认为是未来人类疫病的潜在危险因素，特别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疫情。猪易受禽流感和哺乳动物流感病毒感染，因此，养猪场被认为是潜在新病毒的“蛊盒”，有可能造成瘟疫。尽管如此，在严密的生物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在集约化养猪生产中猪和(野生)鸟类接触的风险可能不存在或很低，而风险主要来自猪、人接触。虽然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已经对几种病原体的加强了控制，但完全控制病原体是不可能的。密集的生猪养殖尤其容易受到空气传播病毒的影响，这些病毒都有可能导致人类的疫情。
从生猪到猪肉生产链的专业化过程可被认为是跑步机理论的典型。根据这一理论，农业技术革新是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背后的驱动力：随着新技术的引进(如更好的管理和更好的品种)，早期的采用者从最初阶段的生产成本降低中受益。
然而，这种暂时的效益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采用该技术而下降，因为整体产量的增加带来了价格的下降。结果，利润下降后农民被推动着继续采用更加新的技术，以降低他们的生产成本。
事实上，集约化养猪生产的特点是效率高、生猪数量大、利润相对较小且不稳定。因此，生猪价格的微小差异和市场混乱对农民收入有很大影响。由于屠宰生猪的数量几乎是提前一年确定的，而生猪生产链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供应导向的市场。生产的突然中断，比如新冠疫情导致的屠宰场关闭，可能不仅会对每头猪的收购价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还严重影响养殖成本，因为屠宰重量的增加会降低喂养效率。上述这些对这些风险的认识，应该成为推动生猪养殖产业链从供应导向市场向需求导向市场过渡的驱动力，并获得预测市场需求的内在灵活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更多的养殖空间和更高的屠宰能力，这将意味着每单位生产的成本更高。因此，要求整个产业链上所有合作伙伴之间有明确的合作和安排，最终为价值链中的每个合作伙伴带来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可观的收入。高度集约化和专业化在未来仍然是可行的，不过重点应该转向最优化生产，而不是最大化生产。
文章来源：原创作者 赖凌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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